六月初的时候突发奇想想做一个可以自由地在自己服务器上托管的、基于 web 的 RSS feeder，这样可以方便地将自己想要订阅的博客聚合在一起来集中阅读，而不用单独访问每一个博客。于是在网上查找源码，发现了一个古老的项目 The Planet，但是上一次更新已经是近十年前的事情了，部署起来也很麻烦。于是决定自己做一个有类似功能的玩具。
于是 The Mercury 就这样诞生了。因为 Mercury 是一个星球，和 Planet 很像。它现在的工作是这样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不断意识到青春正在流逝，并且这种感觉正不断加深着。十月份时，我在栖霞山脚下偶遇了小学门口卖棉花糖的老爷爷，一种童年已逝而又未逝的恍惚感涌入心间，与之相随的还有一种无力感 - 我想要留下属于童年的最后一点事实存在，但却知道，这些时光（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所有时光，所有经历过、正在经历、未来会经历的）都会逝去，而我多希望它们可以永恒。时常想写些对生活的碎碎念把思绪记录下来，但最后总用睡一觉的方式将那些欲吐的槽一笔勾销。一觉醒来，昨日的所思所感都忘却，不禁感叹睡眠是个好东西，而且它很宝贵，因为我也偶尔会难以入眠。
本科三年级的第一学期已经过去。如果有人问我，现在对大学生活感觉怎么样，我可能会说，大学这个词对我来说可能已经成为了一个地理概念。有的学校建起了围墙，有的学校挖了一条环绕学校的河，有的学校索性关起门来收门票钱。地理意义，这是在我对大学的新鲜感褪去之后，它所剩下的唯一意义。大学生要在特定的时间尽量出现在大学校园里的某个特定的地方做某件特定的事（比如上某节课）才算是过大学生活。自由有时只剩下了要不要睡过这一节课，不禁感叹睡眠是个宝贵的好东西 - 你只在某几节课上睡得香，而且有时一节课的睡眠可以补上昨天一夜的空缺。
“苏格兰哲学家卡莱尔的‘英雄史观’认为，人类的历史是英雄的历史，少数杰出人物决定了时代的进程。今天，今年， 2006年，他的理论再次遭到迎头痛击。”2007 年初，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出了 2006 年度人物，而 2006 年的年度人物正是我们中的每一个人。“《时代》周刊对此解释说，从机构向个人过渡，个人正在成为‘新数字时代民主社会’的公民。今年的年度人物将是互联网上内容的所有使用者和创造者。”
过年之前写一点小小的感想似乎已经成了我的习惯。最近，我总想写点什么，却又写不出自己想写的东西。上一篇记录还停留在暑学期（现在我称之为中二学期）之前的那个周末。高中时候的我似乎比现在能说得多，留下了不少文字，如今却连 140 个字也倒不出来了（虽然废话的数量没有减少）。好像随着一个人的成长，愿意说的话越来越少了似的。其实，如果不让过去的经历静静沉淀一番而来匆匆回忆，每一年对我们来说都差不多。倒不如谈一谈十年前的事情。这篇文章的开头是我一直存在电脑桌面上的一条新闻。不得不承认，即便现在看来，这则新闻仍旧是激动人心的。在十年前的“传统”互联网时代，人们感受到信息革命对社会与个人身份的深刻变革。话语权的门槛越来越低，世界各地人民的距离越来越近，一个因为互联网而将变得更加开放的社会已近在咫尺，更重要的，威权对信息和知识的垄断将被打破。事实上，尽管我那时没有获知这则新闻，新闻中所表达出的激动人心之情我却确实深有感触。在那样一个变革的时代里，我和世界在一起成长，这是一种微妙但又笃定美好的感受。但那个时代，一个“这不是梦想”的时代，在现在看来，似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显然，中国人缺乏人格发展的观念，然而，不管文化的程序设计如何对一个人施暴，他在生理上总是要成长的。因此，每一个人自然都成长成人，不过却保留许多在孩提阶段未能解决的问题。例如，一些在大陆普遍性存在，在香港与台湾也仍然可以见到的现象——随地吐痰、土口水、擤鼻涕、当众挖鼻屎、搓身上的老泥、在人群中放屁、吃饭时将骨头吐在桌上（在公众食堂则吐在地上）、将公众场所当作随便可以丢垃圾以及倒污水的地方、不守时间、不守规则、没有排队的习惯、对身体的动作失去控制（随便撞人、抖脚）等等——一都是在孩提阶段没有训练好的结果。
当西方孩童的“自我”疆界开始浮现的阶段，也正是中国人训练孩童不要有“个性”的时刻。换而言之，从“人之初”，中国人就设计了由“二人”定义“一人”的局面。
因此，在“做好人”之时表现的“好”也是没有七情六欲的、无知无欲的“好”，有不少人甚至被搞到木口木面。于是，对喜欢的异性也就往往不懂得表达爽朗的热情。自然，在应该是很兴奋的时刻也不会欢呼、狂叫、起舞。此外，就是对人与事物的爱憎不分明，亦即是说：对自己喜爱的人物缺乏强烈的冲动去表达，对自己不喜爱的人与事则倾向于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不懂得明朗地告诉自己与别人：有些条件是自己能够接受的，有些条件则是自己不能够接受的。因此，就很容易出现让人随意轻视的倾向。既然对自己的权利也感到麻木不仁，自然也很容易出现不注重别人权利的倾向。
朋友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我们想施加而无法施加于敌人的惩罚，能够以一种较为温和也较为象征性的形式施加于朋友。
“当然要好，”总统表示同意，“可那正是我们为安定所付出的代价。你不能不在幸福和人们所谓的高雅艺术之间进行选择。我们就用感官电影和馨香乐器代替了高雅艺术。”
“当然可怕。跟受苦受难的太高的代价比起来，现实的幸福看起来往往相当廉价。而且，稳定当然远远不如动乱那么热闹，心满意足也不如跟不幸做殊死斗争那么动人，也不如抗拒引诱、或是为激情和怀疑所颠倒那么引人入胜。幸福从来就不伟大。”
“可怕？他们并不觉得可怕，相反倒喜欢，因为清闲呀，简单得像小孩的玩意儿，不用训练头脑和肌肉。七个半小时不算繁重的劳动，然后有定量的唆麻、游戏、不受限制的性交和感官电影。他们还会有什么要求？不错，”他说下去，“他们可能要求缩短工作日。我们当然能够给他们缩短。从技术上讲，要把低种姓人的工作日缩短为三四个小时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但是他们会因此而多一些幸福吗？不，不会的。一个半世纪以前曾经做过一次实验。爱尔兰全部改成每天四小时。结果如何？动荡不安和更高的唆麻消费，如此而已。那多出来的三个半小时空闲远远不足以成为幸福的根源，却使得他们不得不休唆麻假。发明局里塞满了减少劳动的计划，有好几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