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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 来自不读不是中国人

显然,中国人缺乏人格发展的观念,然而,不管文化的程序设计如何对一个人施暴,他在生理上总是要成长的。因此,每一个人自然都成长成人,不过却保留许多在孩提阶段未能解决的问题。例如,一些在大陆普遍性存在,在香港与台湾也仍然可以见到的现象——随地吐痰、土口水、擤鼻涕、当众挖鼻屎、搓身上的老泥、在人群中放屁、吃饭时将骨头吐在桌上(在公众食堂则吐在地上)、将公众场所当作随便可以丢垃圾以及倒污水的地方、不守时间、不守规则、没有排队的习惯、对身体的动作失去控制(随便撞人、抖脚)等等——一都是在孩提阶段没有训练好的结果。

当西方孩童的“自我”疆界开始浮现的阶段,也正是中国人训练孩童不要有“个性”的时刻。换而言之,从“人之初”,中国人就设计了由“二人”定义“一人”的局面。

因此,在“做好人”之时表现的“好”也是没有七情六欲的、无知无欲的“好”,有不少人甚至被搞到木口木面。于是,对喜欢的异性也就往往不懂得表达爽朗的热情。自然,在应该是很兴奋的时刻也不会欢呼、狂叫、起舞。此外,就是对人与事物的爱憎不分明,亦即是说:对自己喜爱的人物缺乏强烈的冲动去表达,对自己不喜爱的人与事则倾向于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不懂得明朗地告诉自己与别人:有些条件是自己能够接受的,有些条件则是自己不能够接受的。因此,就很容易出现让人随意轻视的倾向。既然对自己的权利也感到麻木不仁,自然也很容易出现不注重别人权利的倾向。

中国人对待年轻人的态度也是:认为他们整天固守在书桌旁就是“乖”或“听话”的,过分摆动身体则是“恶形恶状”的。国民党用来束缚青少年心身的“读书救国论”,实渊源于此。这股倾向在大陆“文革”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更为显著,年轻人显得死气沉沉,与老年人差不多,尤其是男性,除了在肉体上几近蓬首垢面之外,在精神面貌上也是垮垮的。

对西方人来说,如果一个人在人格组成中有着过多的肛门期的遗留,就往往表现为对洁净过分执着的病好。

中国人的“个人”既然从未全面盛开,清晰的“自我”疆界从未浮现,因此才会出现“人我界线不明朗”的倾向,而这股倾向却也具有“口腔化”与“肛门化”的内容。

如果一个人在走路时,在搬运东西时,不是自觉地控制肌肉的动作去避免碰到别人,反而要整个外在世界负责去避开自己,或者,可以随意将身体的排泄物从自己身上转移到外在世界身上,由别人去负责清理;或者,可以随意将火气发泄在别人身上,那么,这不是“人我界线不明朗”,又是什么?

因为人我界线不清楚,有时会踩在别人的脚趾上而浑然不觉,对方开始时也会隐忍不发,口头上甚至还说无所谓,结果日久积怨,反而“以君子始而小人终”。

然而,不论是在谁的塑造下,都不是朝着“个体”的人格成的方向发展。在中国这个没有个体“灵魂”的文化中,每一代训练下一代的“人格”,都是去符合“二人关系”创人格,必须在别人面前“做人”的人格,因此,也是“他制他律的人格”。

中国人一代对一代的教养,只是使人“快高长大”,并没有让他去形成坚强明确的“自我”,反而是教他如何在别人“面”前不要过分表现“自我”。

如果不具备心中挥洒自如这个“个性”的因素,那么,即使学别人身上穿着好看的衣服,面上涂上化妆品,也不见得创造了什么美感。

你可以从老百姓的话里知道,吃其实就是我们的终极价值或谓终极关怀。当听说某人去世,有人问,他吃没有吃过,喝没有喝过?如果回答是肯定的,这个问话的人就会说,那就没有什么好遗憾的了。如果这个人要表达一下他的存在观,那应该是:存在就是“胃”感知。

发展建立一个健康的文化体系,就必须把文化从政治中剥离出来形成一个独立的干流,如果不能改造深层结构的问题,那就不必指望能拥有一个健康的文化体系,因为这些东西已经成为我们根深蒂固价值观的一部分了。不要害怕批评,社会总是在批判中成长,绝对不是在一片歌功颂德中壮大。受伤的心灵需要的是倾诉的对象,堆积的熔岩寻找的是岩浆的出口,这是唯一的出路,也是历史的进步。

说儒家思想使中国停滞不前是不会错的,因为他是中国传统的核心,一个民族的落后是他的文化的衰败的一个直接体现,很难解释说一种文化的衰败而的核心还是合理的。

假如没有这种对民族的认同感,中国难保不会分裂。可是要看到,一但某种思维过于敏感和深入,其反作用是明显的,汉本位最大的坏处是赔养了汉民族的妄尊自大,目空一切。

鲁迅说过,中国有三种人,一为主子,一为奴隶,一为介乎于主奴之间的狗腿子,这也可算是传统文化留给我们的一大遗产了。

问题当然在于,我们对于真相在不在乎。不在乎真相的民族,可以满足于简化的半真半假的东西。